什麼是好的大學內部治理
2018年10月11日08時13分    閲讀: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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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治理變革,都有三條基本原則可以遵循。一是越改越簡單,所謂的“大道至簡”。二是讓核心利益相關者更加具有積極性。三是在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改革的取向肯定是管理重心越來越低,越來越還權於民,應該讓利益相關者越來越有參與權、表達權。所以討論大學內部治理體系,這三條原則也是適用。 “什麼是好的大學內部治理”?一句話就是“善治”。治理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良好的大學治理的最終目標,就是讓人民滿意。大學是一個學術機構,學術性是大學的核心競爭力與核心價值。一流大學就應該有一流學術產出與一流的學術貢獻,讓人民滿意。好的治理,就應促進教師的職業成長,激發其學術活力。大學的學術生產力歸根到底是由教師的學術生產能力所決定,教師是大學學術生產的主體。

第一,為什麼把教師作為研究主體?一是現代大學是作為學者的共同體出現的,以學術為志業的大學教師羣體應該是大學使命的承擔者、大學功能的實現者,大學本質上是由教師組成的學術共同體。二是一流大學離不開一流的教師隊伍。我們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直接體現在教師能力的差距上。以2017 年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ARWU)為例,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學在師均表現(PCP)指標上得分為79.5,而排名第48 位的清華大學(排名最高的中國大學)PCP 指標得分僅為25.1。這組數據對比直觀呈現出我們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並且教師整體能力的差距是造成大學學術能力差異的直接原因,由此進一步明確以教師能力提升作為大學能力提升的突破口乃是當務之急。三是根據中外各著名大學經驗,一所大學或其中某一個系,倘若有一個在全國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學者,則這一所大學或者這一個系就成為全國或全世界的重點和‘聖地’。全國和全世界學者都以與之有聯繫為光榮,問學者趨之若鶩。倘若這一個學者去世或去職,而又沒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繼任人,則這所大學或這個系身價立即下降,幾乎門可羅雀了。

習近平今年去北京大學講高校三項基礎性工作:一、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二、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三、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系。其中第二項就講到了“建設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這就為大學內部治理變革指明瞭方向。

第一,從“教師”走向“學者”是大學建設進程中教師發展的必然方向。教師與學者是不一樣的,教師主要以傳授知識為職業、以學生培養成長為已任,教書育人;學者僅有這些是不夠的,學者應該有自己的學術領域,自己的研究專長,他應該有知識發現、融合與應用的功能,他更應該去承擔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即是將知識勞動作為自己的志業,並在某一學科領域有一定的造詣、以此服務與影響社會的人。而一個學校的轉型,最根本的取決於教師的轉型。教學型大學要轉型為教學研究型大學,教學研究型大學要轉型為研究型大學,如果教師不實現這樣的轉型,那學校轉型是不可能實現的。

第二,理順基層學術生產關係。教師的學術生產力是由大學基層的學術生產關係決定的。從“教師”走向“學者”,不僅取決於教師的個人學術抱負,當然更取決於大學內部的治理,組織、制度和文化的支撐。制度和文化,給教師的轉型、職業成長提供一個良好的土壤。馬克思指出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這對大學組織變革也具有借鑑意義。大學內部治理的制度選擇必須適應大學能力發展的要求。在大學的組織結構中,基層學術組織是大學教師開展學術生產活動的最前線,基層學術組織的活力與能力直接影響到大學的生存與發展。當前大學基層學術組織制度存在的普遍缺陷,是制約教師能力發揮的制度性障礙,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大學能力的提升。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自下而上。中國改革的重大步驟,就是推進基層自治,農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區自治,包括現在行業自治,其實都是自下而上的,這是我們國家治理變革的邏輯起點。

第三,改革的判斷標準,就是“大道至簡”,要構建清晰簡明的大學內部治理結構。在人事制度頂層設計與改革當中,需要思考三個關係:第一,要把學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關係當中去思考;第二,要把學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實現和保障學校的戰略決策中去思考,人力資源配置必須符合學校的戰略要求。第三,要把學校人事制度的改革放到個體與團隊的相互關係中思考,就是要從團隊、從結構合理的角度去思考,要實現系統最優,而不僅僅是個體最強。

(高教所/供稿 高教所/審核 渺荻/編輯)